被業內看作第三次行業危機的光伏“531”新政，實施至今已有半年。新政剛出臺時，業界一片嘩然，金融機構憂慮重重，上市公司股價烏云罩頂，但半年過去了，光伏行業的境況“沒有預想得那么糟”。用一位光伏企業家的話說，“沒有(之前)那么滋潤，但還算健康。”
到了明年，將有新一年度的補貼指標，業界千呼萬喚的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將正式實施，行業信心正在回歸。
“531”之后這半年：光伏行業“沒有預想得那么糟”
今年5月31日，國家發改委、財政部、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《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》，明確指出暫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電站建設規模，僅安排1000萬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設規模，進一步下調光伏標桿上網電價，降低補貼強度。
“531新政”被業內人士形容為“高速路上踩剎車”、“斷崖式”補貼退坡等等，并將其與2008年經濟危機、2012年-2013年歐美雙反這兩次行業“危機”相提并論。
“當時大家以為要‘死掉了’。” 在近日召開的2018中國光伏行業年度大會暨智慧能源創新論壇上，一位光伏企業家對中國網財經等媒體回憶道。
事實證明，經過前兩次“危機”的洗禮與錘煉，中國光伏企業在經營管理和財務運作上更加成熟，對于政策變化的應對也更加從容。不少企業都及時調整經營策略，例如加大海外市場拓展力度，主推自發自用項目，在戶用項目上引入租賃模式等等。
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在上述論壇中表示，每一次大的挑戰之后，就又有一次新的發展，“531”新政確實給行業帶來巨大的挑戰和壓力，但從中長期來說，不會影響光伏這一應對全球氣侯變化、對能源轉型有推動力量的產業的發展。他呼吁金融機構對光伏行業應重拾信心。
阿特斯COO張光春表示，無論國內外，光伏行業都是一個受政策影響較大的行業，會隨著政策變化有冷有熱，但作為企業自身，還是應該“練好內功”，堅持提升技術水平。
隆基股份董事長鐘寶申表示，光伏企業的擴產步伐要把握住自身技術進步的節點，做到“不領先就不擴產”，以減少風險，實現穩健發展。
“‘531’以后行業確實受到比較大的影響，但比預期的好得多。沒有(之前)那么滋潤，但還是比較健康。”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對中國網財經等媒體表示。
在上述論壇中，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勃華表示，1-10月國內新增裝機約36GW。對于全年的量，業內人士預計可能接近40GW，比“531”剛出臺時業內預計的“30GW以內”要好得多。
“總體來說，度過了這個難關。”曹仁賢稱。
配額制實施在即 行業信心回歸
一系列配套政策將出臺
11月15日，國家能源局綜合司下發征求《關于實行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的通知》(下稱《通知》)意見的函。此前，國家能源局綜合司、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已于2018年3月、2018年9月兩度就《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及考核辦法》征求了意見。
第三版征求意見稿與第二版相比，增加了激勵性指標；取消了一般等價物，直接交易配額的超額完成量，取消了中間的轉換過程，簡化了實施難度。
第三版中還把“繳納補償金”改為列入電力市場主體不良信用記錄，予以聯合懲戒。“把繳納補償金改為納入信用體系，不代表就沒有經濟性處罰。”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，“從政策推行的難度或實施的簡便性上，如果采取繳納補償金方式的話，就需要修訂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配套機制，可能會造成政策無法按時推出。”
對于配額制，業內呼喚已久。
“配額制越早出臺越好。”正泰新能源董事長仇展煒對中國網財經等媒體表示，“現在各地對清潔能源的使用還只是憑覺悟，配額制實施以后，清潔能源的使用就是基于責任與義務。這對清潔能源的推廣有非常重要的意義，同時也有利于解決消納問題。”
陽光電源副總裁程程在論壇前夕對中國網財經等媒體表示，配額制的實施，提升了行業發展的“確定性”。“531之后，大家的信任感變得很差，包括從業人員和外部的金融機構等，需要對行業有信心，才能持續地發展和經營。配額制把確定性提高了，對行業發展是非常有利的。”程程表示。
根據《通知》，2018年各地區配額完成情況不進行考核，隨通知下達的2018年配額指標用于各地區自我核查，2020年配額指標用于指導各地區可再生能源發展。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進行配額考核，2019年度配額指標將于2019年第一季度另行發布。
陶冶透露，配額制的一系列配套機制在近期會陸續推出，包括修訂自愿綠證交易機制、制定配額超額完成量交易機制、指導地方政府制定配額實施方案等，以保證明年配額制的有效實施。
平價上網“最后一公里”怎么走？
非技術成本成“絆腳石”
隨著補貼強度不斷退坡，我國光伏發電距離無補貼的平價上網越來越近。業內普遍預計2022年能夠實現平價，而現在正是平價上網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在“最后一公里”階段，仇展煒表示，未來兩三年光伏市場將呈現無補貼項目與補貼項目共存的狀態，政府需要為無補貼項目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，例如在核準上優先、在融資上給予優惠政策等等。
過去10年間，光伏組件價格下降了94%，組件每瓦成本的降幅空間逐漸縮小。在上述論壇中，在場嘉賓不約而同地呼吁降低“非技術成本”、“非建設成本”，例如土地價格、融資成本、稅費、電網接入成本、棄光限電因素等。業內人士測算，非技術成本已經占到總成本的20%以上。
三峽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斌表示，可再生能源的去補貼、降電價是大勢所趨，也是從主管部門到行業都達成的共識，但是現在很多地方“非建設成本”成為阻礙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因素之一，希望各級政府能夠在這方面有一個支撐。
“非技術成本占到25%左右。”曹仁賢稱，“降低非技術成本需要多個部門形成合力。”
“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光伏無補貼電價，招標電價經常‘沒有最低、只有更低’，但是很多這樣的項目，用的就是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，甚至連EPC都是中國企業在做。”通威集團副總裁胡榮柱對中國網財經等媒體表示，“為什么換了一個地方就能實現無補貼電價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非技術成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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